民营企业家们，到底在担心什么？

　　荣毅仁（右二）

　　1979年1月，人民大会堂福建厅。

　　中午时分，有一群老人在围着两张桌子吃涮羊肉，边吃边聊。

　　谈话之际，邓公请荣毅仁出山，成立一个新的公司，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。

　　他非常诚恳地给荣毅仁说，“你来牵头办实体，搞对外开放窗口。人由你选，业务由你管，事情由你负责，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。”

　　十几天后，荣毅仁提出了《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》。

　　200天后，在北京金鱼胡同和平宾馆租用的办公室里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。

　　这是一家国有企业，但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现改革的决心，呈现崭新的面貌，这家企业并非全部由国家出资，荣毅仁自己也出资1000万元，并就任第一任董事长。

　　荣毅仁（中间）魏鸣一（右一）王军（左一）

　　一年后的安徽，荣毅仁的侄子荣广宏，与时任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潘锷璋，联名给省政府提交筹建「安徽省国际投资信托服务公司」的报告。

　　安徽没有钱，他们就自掏腰包，还到处找香港、上海的朋友筹集资金。

　　最后，一共筹了200万元，成立了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，也就是后来的安徽国元集团。

　　这是中国信托行业历史上闪耀的时代，不仅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未来，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　　回首往事，我们不应该忘记：

　　民间资本、民企一路冲锋在前，与政府上下互信，通力合作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共同的努力让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。

　　民企与民间资本，从来不是不安全因素，也从来不是包袱。

　　他们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，他们的参与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呈现的开放与信心。

　　人们看到了信心，世界看到了信心，才有了后面的一切。

　　但是，信心却很脆弱，可能一个小小的案件，就能让它支离破碎。

　　一个正常监管行为引起的风波

　　这些年，信托业不太平。

　　时常有暴雷传闻，一时风声鹤唳，监管层面也开始忧心忡忡，在艰难岁月里，市场中就出现了两种声音：

　　一种是让民企离场，一种是与民企携手共进，共克时艰。哪种声音更有力，胜负难料。

　　但是，各大信托公司的新闻却开始层出不穷，最近因20亿增资闹出大风波的长安信托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

　　这个案件事情不复杂，但在这个历史关口却显得非常特殊。

　　它所引起的争议，以及三位民企股东发起的数场诉讼，正在将大家的目光投向陕西，并且将大家的信心，悬在了空中。

　　这个案件，其实很简单：

　　2022年底，陕西银保监为防患于未然，责令长安信托以自有资金，完成非标资金池和非标资产清理工作。

　　然后，长安信托立即致函各股东，要求大家增资，钱呢，不少于20亿。

　　增资，是增加市场与监管层对长安信托的信心，这无可厚非。

　　三个民企股东（上海淳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随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），立即明确回函表示愿意承担增资义务。

　　然后就开始进入流程，董事会开完，股东大会开完了，议案也通过了。

　　民企与国有资本按原股份同比例增资，也就是在增资20亿后，西安投控、上海淳大、上海证大、上海随道和西安高新5家公司股东，大家股份一样。

　　正在顺利推进的过程中，却突然出现了状况。

　　陕西银监局突然一纸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让三个民企股东证大、淳大、随道，在5个自然日内进行整改，还顺便提了一句，资要求他们放弃增。

　　很快，又来一纸《监管强制措施决定书》一锤定音，对证大、淳大、随道采取限制其参与长安信托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。

　　包括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、表决权、提名权、提案权、处分权、增资权。

　　3个民企股东有点摸不清门道：你对我有所防范与怀疑可以，那我多交一些钱来表达诚意，为何不让我这么做呢？

　　一次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上，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更新教授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：

　　“增资权不属于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权限。

　　言外之意，如果你适用那种处罚措施，限制股东参与经营管理权的话，它不属于经营管理权限，就不能适用这个条款。”

　　也就是说，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民企股东参与公司运营和决策的权利，来防范风险，为何要限制财产性权利呢？这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监管作用呢？

　　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《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六十六条:

　　“信托公司股东或其控股股东……造成信托公司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……

　　可以限制信托公司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，包括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、表决权、提名权、提案权、处分权等”。

　　根据马更新教授的阐述，「这个条文的‘等’字，应该是‘等中等’的意思。

　　一定是在列的这几个权利里面等，而不是一等就把所有的股东权利都等进去了」。

　　这也难怪，民企股东们随后不惜发起了一系列的诉讼，其中的一条，就是直指被限制增资权的这事。

　　风波之后的风波

　　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别的国企股东按照之前的条件完成增资，或者这场风波也只限于长安信托内部斗争，对行业而言也会到此为止。

　　但是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让这场风波愈演愈烈，让全行业，甚至整个民企圈都忍不住观望起来。

　　在官司进行之中，长安信托的监事会推荐总裁办公室为临时牵头人，开了临时股东大会，直接表决通过：

　　引入第三方，即西安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20亿元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8月长安信托给股东的《2022年度审计报告》列明长安信托净资产为76.88亿元。

　　却在10月初，自己又推翻这个报告，增资审计净资产33.85亿，相比1个月前自己的报告少了足足43亿。

　　什么意思呢，相当于股价打了4.4折，新股东花更少的钱，可以获得更多的股份。

　　当然，作为股东的民企们，就开始无法淡定了，毕竟自己在长安信托的资产直接就少了一大半。

　　但是，他们的诉讼，依然无法阻挡这一切。

　　随后，长安信托在10月底完成章程修订，11月完成了所有的变更手续，并在官网发布公告。

　　截图源自长安信托官网，时间停留在11月10日

　　这一波，把看客们也都看懵了。随着后期新闻报道不断流出，市场为之一惊，许多担心随之而来，一些信心也因之而碎。

　　大家开始纠结一个问题：未来，该怎么办？

　　民企们的担心与希望

　　这次长安信托的风波，看起来是股东内部的纷争，但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普遍的焦虑：

　　通过“增资权”的限制，这一策略如此有效，是不是只会在西安？又会不会被广泛用于民企参与的国有企业？

　　有一点，可能是大家所遗漏的，这三家民企也是有投资人的，他们的投资人看重他们的信誉，信任他们投资长安信托的决策。

　　而今，这些投资人将会怎么看这些民企？这些民企还会被更广泛的民众所信任吗？

　　所以，其实民企们在意的还不是“增资权”的有与无，甚至，也还不是可能出现的现实损失。

　　而是未来的公平竞争权还在吗？甚至是，他们存在的价值。

　　2012年的春天，银监会出台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》。

　　第一条第六款就是，“支持民营企业投资信托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”。

　　而且，银监会以非常诚恳的方法，用立法的方式去写下这样真挚的话：

　　“各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，要充分认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。

　　对加快多层次银行业市场体系建设、建立公平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环境，以及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
　　在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、平等保护各类出资人的合法权益、有利于改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，和内部控制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，积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”。

　　并且，进一步补充到：

　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认真对待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，在增资扩股、股权改造、并购重组等过程中，为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创造公平竞争条件。

　　如今，离1979年，45年过去了，离2012年，12年过去了。

　　民企们依然心怀家国，艰难求生，也想与国家共渡难关，走向下一个辉煌，但他们的信心也在经受考验。

　　我们是否还可以彼此信任？我们是否还有继续投下去的信心？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民企们在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，与国有资本、国有企业肝胆相照，努力共进；

　　是否还能一起为建设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光发热，贡献与创造出更多辉煌？

　　没有人想离场，就算是心碎一地的人，都一样随时准备继续往前。

　　珍惜这股劲，这颗心，才是希望的一部分。